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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萍:断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 ——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2020-01-14 A- A+

  断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

  ——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李永萍*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300350)

  摘要:当前农村的离婚现象愈益普遍。通过考察东北农村的离婚现象,发现东北农村较高的离婚率与当地泛滥的婚外情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不可分割,公私之间相互融通。因此,要将离婚现象置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加以考察。以村庄公共性为基本分析框架,认为弱家庭伦理、弱村庄公共性以及开放的日常生活是东北农村离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私人生活的流动与变革中,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人心”,还要重塑家庭和熟人社会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重新恢复中国家庭的神圣性是重建村庄公共性的基础,也是重塑私人生活秩序的基础。

  关键词:离婚;村庄公共性;家庭性质;私人生活;公共空间

  近年来,笔者在全国多地农村调研发现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民经常用“现在离婚的比结婚的还多”这句话来描述当前离婚现象的普遍性。在现代社会中,夫妻双方拥有自主决策和选择婚姻的权利,离婚因而通常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在一个社会中,一定数量离婚现象的存在是正常现象,是婚姻当事人行使民事权利的体现。但是当离婚率达到较高比例时,离婚现象将对家庭制度构成冲击,离婚现象可能成为一种“病态现象”。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东北农村的离婚率位居全国前列,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东北农村不仅离婚率很高,而且婚外情现象也非常普遍,婚外情是离婚现象的生活底色,扭曲了离婚的权利正义。因此,本文将深入东北农村高离婚率背后的农民生活逻辑,从村庄公共性的角度建立一个理解农村离婚现象的分析框架。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社会变迁对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带来很大影响[[1]],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伦理在此过程中都发生巨变[[2]],并给家庭领域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其中,农村离婚现象愈益普遍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离婚虽然发生于家庭内部,但受到家庭、村庄社会、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既有关于离婚现象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分别是婚姻权利视角和婚姻伦理视角。

  1.离婚的权利视角

  离婚的权利视角认为,个体化以及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导致离婚现象增多的主要原因。传统时期,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家庭的延续和再生产,婚姻更多是两个家庭(或家族)的事情,个体意志在婚姻中是被遮蔽的,婚姻维系抑或解体,主要基于家庭整体利益来考虑[[3]]。因而传统时期的婚姻往往比较稳定。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家本位”观念向现代的“个人本位”观念的转型,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开始遭遇新的危机[[4]]。随着婚姻家庭中个体性权利的觉醒,人们不再愿意为了家庭整体的利益而在婚姻中委曲求全,离婚反而可能成为个体通往幸福生活的重要阶梯[[5]]。研究者认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妇女权利的崛起和妇女地位的提升是当前农村离婚现象的主要诱发因素之一[[6]]。在婚姻达成以及婚姻解体的过程中妇女越来越占据主动和主导的地位,农村离婚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妇女主动提出[[7]][[8]][[9]]。有学者提出“妇女的婚姻主导权”这一概念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打工经济带来的妇女的经济独立、婚姻优势和观念解放,分别重构了婚姻中的权利主体、权利空间和权利合法性,进而导致以离婚现象为表征的“妇女的婚姻主导权”的兴起[[10]]。但是,妇女的婚姻主导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无义务的权利”,它给农民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多不利影响。

  2.离婚的伦理视角

  在离婚的伦理视角之下,传统家庭伦理的弱化和家庭伦理变迁带来婚姻中的伦理危机,进而导致农村离婚现象愈益增多。对于中国人而言,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本体性价值构成其价值体系的核心[[11]],农民的行为逻辑以本体性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标,这构成婚姻关系稳定的基石。然而,在转型期,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本体性价值逐渐弱化,农民更为重视当下的日子是否过得幸福,农村社会开始出现伦理性危机,社会乱象丛生。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婚姻观念和婚姻价值也发生重大变化。

  传统婚姻模式的价值意涵是“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体现了浓厚的家庭伦理意涵。婚姻是为了家庭的延续而非个体的幸福,婚姻的意义在于确立双系抚育和为孩子确立社会性父亲[[12]]。然而,在转型期,婚姻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发生变迁,人们更为重视婚姻中的个体体验和个人感受,婚姻的意义从“合两姓之好”转变为“两情相悦”,婚姻逐渐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和手段[[13]]。当现实的婚姻不能为个体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不能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时,当事人就可能提出离婚。因此,随着传统的婚姻伦理和婚姻价值逐渐弱化,家庭不再是制约个体婚姻的主导要素,婚姻开始出现伦理性危机[[14]]。

  3.离婚研究的村庄生活视野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从婚姻权利的个体性与婚姻模式的结构性两个方面阐释了离婚的发生逻辑。通过将离婚这一行为视为农民婚姻生活中的策略,离婚现象因而具有浓厚的事件性。这种策略既受主体(尤其是女性)的权利意识影响,也受婚姻模式的约束。权利视角和伦理视角对当前农村的离婚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不足在于仍然是相对比较宏观的分析,忽视了家庭和村庄社会等中观变量对农民婚姻的影响。农民并非独立的个体,他既是家庭成员,同时也是村庄社会的成员。家庭和村庄构造了农民婚姻生活展开的日常情境。在此意义上,家庭性质以及村庄社会性质对农民的行为逻辑构成很大影响。如果不考虑家庭以及村庄社会性质这两个要素,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在权利意识和家庭伦理责任变迁的普遍背景下,农村离婚现象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其中东北农村的离婚现象尤其突出。

  实际上,婚姻嵌入在家庭生活逻辑之中,而离婚是家庭生活破裂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婚姻并非通往私人生活的起点,而是承载了家庭生活的公共性。在这个意义上,离婚率的高涨反映了婚姻的去公共化[[15]]。婚姻的稳定性失去了国家行政力量和村庄社会力量的约束,成为个体及其家庭的私事。既有研究尚缺乏对村庄公共性本身及其弱化原因的具体分析,更缺乏对村庄公共性弱化与离婚现象内在关联的系统分析。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村庄公共性的视角出发,将农民的离婚行为还原到具体的乡村生活情境之中,揭示离婚现象内在的生活逻辑。

  二、分析框架:村庄公共性的基本结构

  在乡村社会中,离婚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婚姻家庭伦理的弱化。如果离婚仅仅是一个私人生活变革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社会逐渐走向个体化的过程中,离婚现象应该普遍存在于各地农村,但现实的情况是,离婚率高低在各地农村有较大差异[①],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家庭和村庄社会两个方面,二者最终凝结为村庄公共性的差异。调研发现,在村庄公共性比较强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低;而在村庄公共性比较弱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

  在经典的意义上,“公共性”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与私人性对应。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公”与“私”缺乏明确的分界,呈现出“公私一体”的特征[[16]]。沟口雄三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公”具有伦理性和连带性的特点,“公”不仅可以介入“私”,而且可以统摄“私”[[17]]。因此,中国社会里不可能产生西方意义上的纯粹个人主义,也不可能产生真正与公共领域相隔绝的私人生活领域。家庭虽然是一个私人生活领域,但这个领域并未与公共领域隔绝,公共力量具有介入家庭的正当性、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乡村社会中,村庄构成了农民生活世界的基本场域,公私关系是在这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展开的。村庄之公与个体之私的互动聚焦于农民的家庭逻辑,并形塑了微妙复杂的家庭生活形态。具体而言,村庄公共性是指在村庄社会的场域中形成的、建立在村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的一套规则和文化认同。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农民生活逻辑是在“农民-家庭-村庄”的关系结构中定义的,家庭是农民之“私”与村庄之“公”互动和沟通的重要媒介。中国的家庭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家庭既具有私人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公共性的一面。在乡村社会场域中,村庄的公共性赋予家庭以社区性。家庭的社区性是指,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家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村庄公共性与家庭私域性之间存在很多互动和勾连。家庭的社区性是村庄公共性的基础,如果家庭缺乏社区性,村庄公共性自然也就比较弱。

  因此,虽然从理想型来看,中国的家庭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并且公共领域具有干预和介入私人生活领域的合法性,但是,在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公共力量是否还存在以及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则是一个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以村庄公共性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村庄公共性来阐释东北农村的离婚现象,同时也透过离婚现象反观当地村庄公共性的流变。

  三、G村的离婚现象及其特征

  G村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S镇,该村总人口3198人,800户左右,分为10个社(即村民小组),耕地面积808公顷。相对于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G村人均耕地面积较多,如果按照标准亩(即每亩660平方米)计算,G村人均耕地面积为4-5亩,户均15-20亩左右。宽松的人地关系和较为充足的农业剩余使得当地农民的生活普遍比较富庶,大部分农民家庭的年均收入为8-10万元。

  2018年11月,笔者及团队成员在G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②],调研发现,当地农民家庭的婚姻关系比较混乱,据G村村民介绍,该村有80%左右的家庭有离婚、婚外情或者其余性混乱现象。虽然这个数字有点夸张,但后期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不完全统计,全村离婚的家庭至少有100户左右,而夫妻一方或夫妻双方都有婚外情的现象则更为普遍。此外,G村还存在少量的一个男子同时拥有两个妻子的现象(第二个妻子没有领结婚证),并且在全村范围内都是公开的。对于所有这些婚姻失序现象,当地农民似乎早已习惯,他们并没有觉得很惊诧或者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在他们看来,“这种事不稀奇,只要人家能够摆得平,别人不会说什么”。并且,在G村及其周边农村,有婚外情甚至还被视为个体有能力和有本事的标志,当地村庄流传一句俗语,“男人没小妾,活着不得劲;女人没情夫,不如老母猪”。表1是G村近年来部分离婚案例的统计。

  表1 G村部分离婚现象统计

  根据表1以及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对离婚现象的考察可以发现,与其余农村相比,G村的离婚现象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大部分离婚是因为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所致[③]。当地农村婚外情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夫妻中外出务工的一方或者留守在家的一方都可能因为“耐不住寂寞”而出现婚外情;二是通过QQ、微信等网络交往方式产生婚外情,当地很多婚外情的对象都是通过QQ或微信“摇一摇”的方式找到的,一般都在离村子十里地的范围之内。并且,当夫妻中一方有婚外情之后,很多夫妻中的另一方也会赌气找婚外情,进而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第二,中年人离婚的现象更为普遍。在G村,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离婚的比例超过离婚总量的50%,一些中年夫妻在子女成家之后就离婚,出现了“儿子结婚、父母离婚”的现象;另有一些中年夫妻在子女未完成婚嫁之前就离婚。并且,很多中年人离婚的原因是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实际上,在当地农村,婚外情在中年人身上发生的比例更高,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婚外情现象的相对较少。

  在当地农民看来,导致离婚现象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青年农民外出务工 ,二是网络交往方式在农村的普及。近年来笔者在各地农村调研发现,打工潮的兴起以及网络在农村社会的普及确实是影响农民离婚的重要原因,但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外出务工和网络普及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事实时,为何东北农村的离婚现象和婚姻失序问题相比于其余农村更为严重?这需要进入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入考察。

  四、东北农村离婚现象的社会基础

  个体的行为嵌入在家庭和村庄社会结构之中,因此农民的离婚选择受到特定的生活结构的影响。离婚意味着婚姻的社会脱嵌,从而中断了“农民—家庭—村庄”三者之间的关联。东北农村总体上属于原子化的村庄,村庄社会发育历史比较短暂,村庄公共性的传统相对稀薄。在东北农村,家庭主要是面向农民个体化的日常生活,缺乏足够的村庄社区面向,进而导致村庄公共性的抽象化。具体而言,本节将主要从弱社会关联和公私分明两个方面阐释东北农村离婚的社会土壤。这是理解当地离婚现象的基础。

  1.强经济关联与弱社会关联

  村庄社会关联和村庄经济关联是考察村庄社会性质的两个重要变量,但二者之间具有很大差异。在东北G村调研发现,当地的村庄经济关联很强,但村庄社会关联较弱。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民与村民之间具体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指的是处于事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18]]。村庄社会关联主要是基于历史、地理、社会等因素而形成的农民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它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嵌入的基础之上,并具有价值生产能力,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一般而言,在村庄社会关联比较强的地区,比如宗族性村庄和小亲族村庄,村庄内生的规范就比较强;而在村庄社会关联比较弱的地区,比如原子化村庄,村庄内生的规范相对较弱。

  村庄经济关联主要是指在村庄社会内部农民之间以土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相互关联。因此,人地关系是影响村庄经济关联强弱的重要变量。一般而言,当农业剩余比较充足时,村庄经济关联比较强;当农业剩余比较稀薄时,村庄经济关联就比较弱。在大部分中西部农村,由于农业剩余有限,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比较早,市场成为农民家庭再生产顺利展开的关键变量,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是高度嵌入市场的,村庄内部的经济机会有限,因此农民之间基于农业和副业生产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关联逐渐弱化。但在东北农村,由于人地关系比较宽松,农业剩余比较丰厚,因此农民进入市场的时间相对较晚,嵌入市场的程度也比较低,当地农民主要在农闲季节外出打零工,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仍然占很大比重。因此,宽松的人地关系和充足的农业剩余不仅使得东北农村有大量的农民仍然在村务农,而且为村庄社会内部的非正规经济提供了生存空间,比如经纪人、农机手、小卖店、农资店等,从而在村社内部形成了以普遍性的中农群体为基础的、内部相互依赖的经济系统,村庄社会内部的经济关联很强。但是,当地的村庄经济关联是农民个体与个体之间、基于特定的事件形成的事件性和暂时性的关联,而非村庄社会内部的总体性关联。村庄经济关联与村庄社会关联的本质差异在于,后者具有价值生产能力,而前者则缺乏价值生产能力,从而难以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