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引起各界关注，并再度引发就地城镇化讨论。不过，一项调查显示，基于2015年数据，农民工返乡后，有超过40%的人无工作可做。只有32%的回流农民工从事非农行业。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占25%左右。

农民工

　　日前，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秀展示了其团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返乡创业的初步研究成果。

　　研究选择中国不同地区的吉林、河北、江苏、陕西及四川五省作为代表分层随机抽样，总计覆盖超100村、2000户，从1995年到2015年，组织四轮跟踪调查，涵盖1995年-2004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11年、2012年-2015年等四大时间段。

　　调查还发现，许多农民工回流之后，还会选择外出务工。根据张林秀团队2000年-2015年的统计，约40%的回流农民工五年之内会再次到本县外务工。

　　“年轻一点的可能会到50%，年纪大一点儿的可能就不走了。”张林秀说，回流后最终留下来的农民工有多少，现在依然很难说。

　　返乡创业比例低

　　在新近就城镇化模式的公共讨论中，不少人士大力鼓励农民返乡创业、就地城镇化。张林秀团队的调查则发现，总体而言，1999年至2015年，外出农民工回流比例在起伏中有所上升，女性回流比例一直高于男性，但比例都不大。

　　1999年，女性回流农民工占比3.4%左右，2015年迫近6%;男性回流比例从2%左右上升至3%。不过，男性回流比例在2015年又有所下滑。

　　同时，老一代农民工回流比例一直高于年轻一代农民工。2015年，老一代农民工回流比例约为5.5%，新生代农民工为3%左右。

　　返乡创业被寄予厚望。调查则显示，2015年返乡后从事非农行业的农民工中，仅有约4%自营工商业。

　　综合以上数据，张林秀表示，不难推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比例是很低的。”

　　去哪非农就业?

　　那么，农民工究竟都去哪打工?张林秀团队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15年间，农民工在本省家乡县域内工作的农民工从48.0%，逐渐减少至41.6%;省内非本县域就业的比例一直稳定35%左右。远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比例则从1998年16.2%，升至2015年的23.2%左右。

　　这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揭示的趋势有所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2016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持续减少。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7745万人，比上年减少122万人，下降1.5%，占农民工总数比例约为27.9%。2016年，跨省流动农民工继续减少79万人，下降 1%。同时，农民工出现在家门口就业倾向。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增速持续下降，2010年至2016年，增速从5.2%持续下降至0.3%。

　　张林秀团队的调查数据则显示，无论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是中老年农民工，出省的比例近年都有所增加。相较于富裕地区(18.1%)，贫困地区的年轻农民工(30.9%)更倾向于出省务工。

　　研究团队认为，薪资是农民工更愿意出省打工的重要因素。从时薪来看，出省农民工时薪可达17.4元/小时，远高于县域内的13.1元/小时以及省内非本县的14.8元/小时。

　　“每小时能多挣4块钱的吸引力，能不能让这些农民工留下来?”张林秀说，“很多情况是跟当地的福利状况有关系的。”

　　非农转型已大半 下一阶段增长动力何在?

　　张林秀团队的研究着重于跟进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判断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劳动力从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根据其研究，在1995年，只有18%的农村劳动力在非农行业全职就业。2015年，超过97%的家庭至少有一人从事非农全职工作。算上兼职在内的话，2015年超过70%的农村劳动力都有一定程度的非农就业。相应的，全职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比例从70%左右下降至不到30%。尤其是，几乎所有的农村年轻人都在非农行业工作。

　　“年轻人的转型期已经过了。”张林秀说。1998年，16岁-20岁、21岁-25岁、26岁-30岁的农民中，从事非农行业比例分别为60%、54.7%、43.4%，到了2015年，这组数字是91.5%、90.3%、87.7%。

　　张林秀认为，年轻农民中虽然仍有较小比例的不被统计在非农行业，但这部分人群可能属于无工作者，30岁以内的农民将来从事农业的可能性已经变得渺小。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组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上升。例如，1998年数据中16岁-20岁的农民中，有60%从事非农行业，到2013年，该组农民(其时为31岁-35岁)从事非农的比例上升至了81.5%。“现在中老年人也倾向于非农就业，非农就业的年龄段也在扩展。”张林秀说。

　　调查还发现，女性虽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不如男性，但增长速度高于男性。

　　“到了2000年以后，如果你家里还没有人在非农行业，你就在收入的低端。”张林秀表示。

　　如今，很多农民家庭已经从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的转型中，实现了家庭收入的初步增长。那么，这些家庭要进一步提高工资收入，中国要继续提高效率、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靠什么?

　　张林秀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她举韩国和墨西哥为例，韩国顺利完成了从低工资收入到高工资收入的转型，成为发达国家，但墨西哥却没有。张林秀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差异。在韩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几乎每个学生都完成了高中教育。在墨西哥，城乡教育却差距明显，在农村，只有40%多一点的孩子上高中。这些劳动力难以适应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和挑战。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完成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仅有14%左右。14岁-35岁青年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60.2%。

　　张林秀参与的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团队，一直在提醒中国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风险。

　　张林秀在PPT中展示了一张图，是中国纺织工厂里的女工们——这些年轻女工能在未来的现代服装时尚行业里找到工作吗?很不幸，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不会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