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国家的标志

　　所谓“行政国家”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国家行政权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社会生产、交换到个人的衣、食、住、行)，人们在其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从摇篮到坟墓)，都离不开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自由、财产和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的一种几乎无所不能之物。

　　行政国家的主要标志是：

　　(一) 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大量增加。以美国、英国和我国为例：美国在建国之初，

　　联邦政府仅设3个部，行政人员为4479人，与美国当时总人口的比例为1∶1100。到本世纪，联邦行政部门发展到70多个(10多个部，60多个独立管理机构)行政人员增加到3，111，912(1991年统计数)，与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80。英国在19世纪前期，中央政府仅设6个部，行政人员22，000人，与当时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740。到本世纪60年代，中央政府的部发展到24个，行政人员增加到827，000人，与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69。我国在封建时代，中央政府通常设10来个部门(如唐朝的3省6部等)，行政人员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汉1∶7945;唐1∶3927;明1∶2900;清1∶911。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最初设35个部委级机构，54年增加到64个，行政人员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97;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部委级机构曾增加到100个，90年代中期，纯行政人员已达1042万，加上其他吃“皇粮”的人员则达3576万，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9。

　　(二)行政职能大为扩张。在19世纪以前，国家行政职能通常限于国防、社会治安、税收和外交等寥寥数项。而进入20世纪以后，行政职能大为扩张。国家行政新涉及的领域主要计有：(1)干预经济，对经济进行调控;(2)管理国内、国际贸易，国内国际金融;(3)举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4)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5)保护知识产权;(6)保护、开化和利用资源;(7)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活、生态环境;(8)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9)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10)直接组织大型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等等。

　　(三)行政权力大为膨胀。行政权的膨胀首先表现在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方面，如行政许可和审批制度。19世纪以前，行政许可和审批很少适用，即使适用，也只限于几个特别行业。而到本世纪，各国适用行政许可和审批的行业通常达几十，甚至几百种，大至航空、航天、广播、电视，小至儿童玩具，人们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等。除行政许可和审批权外，行政机关的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调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权同样大为扩张。不仅如此，在本世纪，行政权已不仅仅在执法领域膨胀，而且大举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领域。在立法方面，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规章的数量已大超过议会立法的数量(通常为议会立法数量的10至20倍);就是议会通过的法律，其法案的70%以上也是由行政机关提交的。在司法方面，行政机关在其系统内设立行政裁判所或行政法官，裁决商标、专利、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土地、森林、水、矿产资源等各种各样的争议、纠纷。

　　(四)行政自由裁量权大为增长。在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一般均奉行“无法律即无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很少有“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但到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迅速增长，议会对行政的授权很少限制，许多授权是漫无边际的。议会授权经常使用的表述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作出某种行为;或者行政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作出某种行为，等等。行政机关根据这种广泛的授权，几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

　　行政国家的成因

　　行政国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最重要的原因有下述五项：

　　(一)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西方国家的经济较19世纪有了迅速，甚至迅猛

　　的发展。经济的迅速、迅猛发展导致了私人对“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市政建设、社会保险、环境保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规则等有形或无形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这些“公共产品”是很难由私人提供的，于是政府的职能和权力籍此膨胀。

　　(二)科技的发达和进步。科技的发达和进步既是促成20世纪经济迅速、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它本身又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立法权和司法权逐渐旁落行政机关。因为有关立法事项和有关民事、行政案件越来越多地涉及科学技术，而议会的议员、法院的法官往往缺乏对相应事项、相应案件的专门知识、专门经验和专门技能，故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授权行政机关行使准立法和准司法职能。其二是科技的发达和进步同时提出了对之加强管理的需要，如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交易规则、知识产权争议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公共产品”，一般只能由政府生产和提供。

　　(三)议会民主的衰落和普通司法单轨制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19世纪以后，由于政党制度的日益发展和多数党内阁对议会的控制，议会民主日渐衰落。议员们在竞选时，往往给予人民种种许诺，但一旦被选上进入议会后，即一切从党派利益出发，完全置人民利益于脑后。议会由于通常为执政党占多数席位，故受制于执政党内阁，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成为徒具形式。至于法院，本来是行政权的一大制约。但自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建立行政法院，实行司法双轨制以后，普通法院对行政的制约功能大为削弱;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英美国家的司法单轨制到20世纪也难以为继，加之普通司法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司法权越来越多地向行政转移。虽然英美国家的普通司法还保留着对行政司法的最终审查权，但因过多地考虑行政的政策性、技术性等，往往放宽审查标准，使行政更无所顾忌地自由裁量。

　　(四)帕金森定律的作用。根据帕金森定律，行政机构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首先，一般行政官员都有一种增加下属，扩大权力，以提高其所在机构级别和本身职务级别的本能的欲望;其次，一个官员找下属，往往愿意找两个，而不希望只找一个，使之能互相制约。而下属在工作多了需增加编制时，往往不愿意增加一个同事，而希望上级给他配备下属，并且是希望配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下属;第三，下属多了，工作人员多了，工作量可能更为增加：需要有人搞人事，需要有人搞后勤，工作要层层请示，文件要一个一个部门会签，各种各样的关系需要协调，等等;第四，各部门为其增人扩编制造理由和根据，还会源源不断地开拓出新的工作、新的事务来。这就是所谓“帕金森定律”。为了证实这一定律，有关研究人员考察了英国海军部的机构和人员在本世纪前期的发展情况。英国海军部1914年有行政人员2，000人，当时其所管辖对象为： 海军官兵及海军基地工人、办事人员共206，249人，比例为1∶103;到1928年，海军总人员编制缩减为166，997人，而海军部行政人员却反而增加到3，569人，比例为1∶47。研究人员再分析导致这种管理对象减少，管理人员增多现象的具体原因时，完全证实了帕金森定律。

　　行政国家的异化

　　如前所述，行政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是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大量增加后，人们为满足此种需求而自觉或不自觉制造出来的一种奇特之物。此种奇特之物一经制造出来，确实给人们神奇地生产和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但是，其在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魔术般地生产出各种各样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副产品。而且，行政国家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以致于其有完全演变成一个社会毒瘤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为行政国家的异化，其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威胁。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为了保障民主、自由、人权，必须确立和维护相对稳定的秩序。而要确立和维护秩序，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权，行政国家正是社会对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权的需要的产物。然而，行政权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它又必然形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威胁：使议会徒具形式，使法院听命于政府，使人民(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对行政官员心存畏惧。

　　(二)腐败和滥用权力。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产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产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所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将行政相对人作为自己任意驱使的对象，他们可以对相对人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定规章制度、乱发号施令，相对人若不服从，他们即对之予以强制或制裁，甚至实施肉体和精神折磨。行政权的滥用和腐败，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三)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在行政国家的条件下，由于帕金森定律的作用，行政人员增加，行政机构膨胀。按照一般规律，人多应该是好办事，多办事，但是异化的规律却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机构之间、办事人员之间互相推诿、互相扯皮。本来是一个衙门能办的事，相对人要找几十个衙门， 拜几十尊菩萨，盖几十个图章，更不要说这些衙门门难进，事难办，这些菩萨脸难看，话难听了。

　　(四)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 行政权的行使必须有相应的成本付出，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是当行政国家异化现象出现以后，行政权行使的成本会成倍地增加，以至导致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大量浪费。很多优秀人才的精力、才华并非用于事业，而是用于处理机关之间人与人的各种复杂关系;国家财政税收的大部分不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而是用于几百上千万公职人员的“皇粮”开支(所谓“吃饭财政”)。除了正常的“皇粮”开支外，一些公仆坐超标车，住超标房和在宾馆饭店山吃海喝造成的浪费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五)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国家往往与计划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相联系。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均不利于培养和激励人的竞争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一切都有国家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会逐渐养成依赖，甚至懒惰的品质，其生存能力会逐渐退化，以至经不住人生道路上的任何风浪打击。在行政国家的条件下，政府可能本是好心地为国民考虑一切，提供一切，但最终反而害了国民，最后还会使国家衰败。这是行政国家异化的另外一种表现。

　　走出行政国家

　　行政国家的产生，既有历史必然的因素，又有人为的因素。人制造行政国家，本来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在其运作过程中，它却一步一步演变成阻碍人的发展，甚至摧残人的魔域。人类必须走出这个魔域，否则，就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有自我毁灭的危险。然而，人类怎么走出行政国家，避免行政国家异化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祸害呢?最佳的办法自然是废除行政权，废除国家。但是人类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还离不开行政权，离不开国家。在国际共运史上，有人曾建立过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巴黎公社，然而仅存在几十天时间就失败了。我国在文革中，一些人曾在一定范围内鼓吹，甚至实行过无政府主义，但这不仅没有给人民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而导致了人的自由、权利受践踏的悲剧。可见，人类走出行政国家，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出，而不能一步废除行政权，废除国家。根据现有的经验，人类从行政国家走出的基本途径是：限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转化行政权;以至最终使行政权消失，使国家消亡。

　　(一)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当社会进入到行政国家阶段，人们在尝到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某些甜头后, 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好。于是，什么事都让政府做，政府什么事都做，政府不仅进行管理，而且从事生产和经营，不仅宏观调控，而且微观干预。这样就导致了行政职能和行政权的膨胀。现在要走出行政国家，首先就要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让政府少管“闲事”。现在政府管的许多事情本来是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介入，没有必要管的“闲事”, 这些事如果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 会比政府管理更有效，而且可以避免腐败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耗费。

　　(二)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行政权必须限制、削减，但是在相当相当长的一

　　个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取消、废除。因此，人们走出行政国家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规范行政权的行使，控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所谓事前控制，是指法律在事前为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实体准则，如行为条件、范围、幅度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前提和标准;所谓事中控制，是指法律为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如告知、听证、说明理由、职能分离、回避、不单方接触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过程;所谓事后控制，是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事后监督机制，如行政监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结果。

　　(三)加强社会自治，转化行政权。在现代社会，行政权不可能取消、废除，因为社会需要公共体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但是“公共体”并不等于政府，政府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政府提供外，还可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如行业协会、公共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提供。而且，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即行政权力转化为社会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滥用权力等。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更接近公民，公民可更直接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代民主的实践，加强社会自治，将国家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逐步转化为社会权力，是国家消亡的最基本和最终的途径。

　　可以肯定，行政国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将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和行政权的不断限制、控制和转化而逐步终结，人类将走出行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