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安部披露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国正式立案的绑架事件数字是3863起，即平均每周74起、每天11起。如果把没有报警和私了的件数也计算进来，规模应该更大。而在以同类犯罪最猖獗闻名的意大利，平均每周发生1起;即使把领土范围的因素考虑在内，同样单位面积内发生的绑架案件数也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半。由此可见，这种凶恶犯罪在中国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决不可掉以轻心。

　　绑架的目的是多样化的，或为营利、或为报复、或为政治。但最常见的动机还是诱拐或夹持人质以勒索赎金。这种犯罪的作案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作案方必须与被害者家属、保安公司以及警察机关周旋和讨价还价，因而往往具有组织化、智能化的性质;犯人在得逞时就携款潜逃，在不能得逞时就杀害人质(甚至即使得逞也会为自身安全而“撕票”灭口)，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恐怖主义活动，其危害是很大的。

　　在现阶段的中国，这种犯罪还表现出以下特点：不仅富裕的企业家和知名人士及其亲属成为绑票勒赎的主要对象，而且被害方为了人质生还往往不愿报警，宁可私下解决、破财免灾。其结果，绑架可能演化成“假劫持、真勒索”的生财游戏，在反复的博弈中可能会形成黑白两界之间的默契和潜规则，甚至还可能出现不同集团围绕赎金而串谋分赃的暗盘交易事业化，长此以往不仅会重创投资环境，还将大幅度扭曲社会秩序的机制。

　　从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角度来看，对付绑票勒赎这样的行径，不得不以预防为重点。只有在计划和实施劫持的犯人切实感到作案的风险太高或得不偿失的条件下，发案率才会保持低迷状态。为此，必须使公安部门具备充分的侦查嫌疑和营救人质的能力，并对支付赎金尽量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以减少绑架目的得逞的侥幸。2004年底在河南发生的讨要绑案赎金第一案留下的教训是警方绝对不应该鼓励支付赎金。私下交易与否本来只应该由被害者家属自己来判断，而警察机关的职责是惩罚犯罪，维护公共治安。即使存在不得不与绑匪讨价还价的理由，也应该形成被害人亲属及其代理人与国家的警察机关之间适当的分工关系：一个应急，一个善后;一个满足被害方的私人愿望，一个实现社会的公共意志。

　　因为绑匪一般都索要巨额赎金，而人质能否生还并不确定，所以被害者面临的风险损失极大。例如在意大利的撒丁岛，最近30年间发生了700起针对富人的绑架案件，赎金总额高达一兆里拉(大约相当于5亿3000多万美元)，其中有80个人质丧生。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恐怖组织的发展还导致针对跨国公司或外国游客的绑架案件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险公司开设专门针对绑票的险种是不足为奇的。到2005年，中国也出现了人寿公司正式提供的赎金保险服务项目。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看到围绕释放人质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现象，怎样防止被保险者泄密以及利益驱动的串通败德的问题也会被纳入议事日程，与此相应的法律问题也势必日趋复杂。

　　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包括以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为对象、以勒索财物或者作为人质为目的等不同情形，科刑很严厉――自10年有期徒刑起算直至处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同法第240条至第242条还对以营利、猥亵、强制婚姻、移送国外为目的而拐卖、收买、非法拘禁妇女和儿童的犯罪和惩罚分别给予具体的规定。但是，从预防犯罪、中止作案以及避免或减轻恶性结果的角度来看，似乎还有必要进行更细致的制度化作业，例如增加对组织性犯罪加刑和对释放人质者减刑的调整规范、设置对预谋绑架行为的罚则以及对自首者减免惩治的具体标准，等等。为了防止恶意串通、打消逐利诱因，不妨考虑制定在一定条件下冻结绑架案件被害者亲属资产的法律。就警务和吏治而言，还需要提高危机管理的组织化程度和效率。

　　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恐怖主义问题，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改善社会结构以及资源配置。各国的经验表明，非法经营、贫富悬殊、有产阶层的骄奢跋扈、弱势群体缺乏维持生计的手段是促进绑架案件发生的主要诱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中国有些地方，绑架已经日常化为某种变相“找贴”的形态，甚至按照劫富济贫的侠义加以正当化。如果放任自流，很可能导致历史的倒退――社会将回到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状态。不久前发生的河北征地血案与河南勒赎凶案，可以看作这种以暴制暴、以黑吃黑前景的不祥预兆。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有必要对绑票之类犯罪的客观条件进行深入的犯罪社会学分析，并采取有效的整体性对策，包括以慈善杜绝绑架、以捐助取代赎金、以公权制裁来克服私力报复等等。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国家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为富人片面提供安全感，更重要的是首先要让穷人有活路和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然后把合法经营的要求以及分配公平的理念都逐步落到实处。

　　总而言之，富人的安全与穷人的安全，其实只是一枚银币的正反两面而已。

　　(季卫东/文，2005年7月载《财经》杂志总第1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