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刚刚惜春了一番，说到杭城的春天是诗人的季节，但早上起床后就接到手机短信天气预报的告知，说今天立夏了。啊，春色伊人悄然去，陡有一种惘然的滋味梗在心头!

　　昨夜又难眠，在床头开灯“仰读”徐复观先生译的、中村元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著的一部老书——《中国人之思维方法》。此书当年好像在日本也曾翻读过了一些，但只记得若干要点，回国后则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了居然有徐先生亲自迻译的中文文本，遂不假思索地复印装订了下来，但直到最近，才又捧读了起来。

　　作为日本的老一辈学者，此书作者中村元氏也是够厉害的。这部书就涉及语言学、逻辑学、神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当然也涉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作者还精通中文古典，征引精当，恰到好处，对印度佛教经典以及中国佛学的典籍也颇为研究，能举例判断历史上的中国佛教大师曾经在何处误解了印度佛学经典。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大儒的徐复观先生才会出手翻译此书吧。

　　当然，徐先生毕竟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之一，与唐君毅、牟宗三先生齐名，早年又留学日本，故对中村氏的基本立场是深有同感的，那就是在西方文化已然形成了特大强势的“大气压下”，我们正处于“一个创钜痛深的时代”(徐语)，而努力理解与发展东洋文化，依然具有极大意义。

　　读到此，就再次觉得：这样的感悟，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成熟;也惟有成熟的民族之中那些心性成熟的知识人，方能有这样的幡然醒悟。

　　不过，作为新儒家之一人的徐先生，在所谓的“大气压下”自然也更倾向于怜惜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恰似吾人今日惜春，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啊!所以这种成熟，也颇应合了林语堂的一个说法：中国人一到四十岁，就会捡起父亲的布鞋与瓜皮帽的。呵呵，你看法学界的苏力，不就是在大致四十岁左右，推出了他那备受误解的所谓“法治本土资源论”的吗?鄙人随手查证了一下，确切发现：苏力1955年出生，40岁那年是1995年，而那年他的代表作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这一宏文呢。

　　这两天有幸得到宪法学新进学者叶海波兄在我博克上的留言，坦言自己“最近有转向，想补补(中国传统)这方面的课”，并告知他已提出了“和谐宪政”的说法，“就是想将天、地、人的和谐作为宪政应当考虑的一个价值”。我想，这虽然势必让我们的宪法“担当太多”，也恰好应了中村元曾说的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就有一种“折中融合的倾向”的断论，但扣除中村同时所指出的我们中国人在本质上乃有尚古传统这一要素，我想，作为一种不甘寂寞的尝试，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中村元的此书还没读完，而“传统”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但其实中村氏的一个比较公允的观点还是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各民族对于外来文化，应常常是批判的;同时，对于自己固有文化，也不能不是批判的”。

　　话说徐先生的翻译，那自然是一流大家的手笔。当然，细读之下，粗通日文文法的人偶尔也能推断出其中亦有一、二处尚值得斟酌的文句(如第17页有一处)。但译事的艰辛鄙人自己也是领教过的，能做到“瑕不掩玉”就已经万幸了，又怎能苛求徐先生这样的前辈呢!

　　转载自林来梵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