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一旦成为名著，就意味着需要翻译成外文，让非母语的读者可以阅读，当然，翻译有时是“主动的推销”，有时是“积极的接纳”。前者说的是，母语的主体自己翻译，目的在于“推出”，用一种话讲就是“开拓进取”。后者说的是，非母语的主体也即“他者”翻译，目的在于“接入”，时常通称“引进吸收”。现代性的展开，其方式之一就是翻译。

　　翻译中有学问，而且是大学问，故现在对翻译颇多研究，遂促成一门显学成立，造就了新的学术分工，并引发了“翻译极为可能是种话语策略”的警惕。人们开始思索，翻译是否隐含着话语权力的运作。《水浒》的翻译，历经数次，其本身的故事翻新不断，其中似乎就有“策略”的问题。

　　当然，本文只谈故事中的一个“版本”，略及“翻译策略”，主要目的是从翻译问题导向法律问题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国际友人，叫沙博里。此人居住中国多年，十分精通汉语，又特别喜好《水浒》。当时篡政的四人帮，力邀沙博里用英文翻译《水浒》，以便“推销”，惠及海外。沙博里勉强答应下来。翻译完成之际，沙博里将译稿交给四人帮，算是交差。可四人帮初读英文译本书名，即表示了不满。英文书名是Heroes of the Marsh。四人帮说，宋江被帝王招安了，他是叛徒，，而且跟随他的相当一部分梁山泊人物，没有“阶级觉悟”，同样是叛徒。既然是一群叛徒，怎么能用heroes(英雄)这个词?所以这里的翻译之误是根本性的，有关立场。四人帮有想法，他(她)们觉得，既然是“开拓世界”式的“推出”，就要有意识地通过翻译策略引导非母语的读者，让他(她)们看出历史中人物的真正问题，特别是历史中人物和当代人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以明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某些人物的“深层一面”。四人帮说，应该用与中文里的“歹徒”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而且要求沙博里一定要准确的找到 “这个”英文词。四人帮指出，梁山泊人物开始时是“造反”，后来是叛徒，两相连贯就有了比叛徒还要恶劣的情节，于是非用“歹徒”一词不能揭发其实质。沙博里这时发现，四人帮对翻译有点在行，接着答应找词。最后，英文书名成为Outlaws of the Marsh。outlaws的确有中文“歹徒”的意思，而且主要是这个意思。四人帮读后，觉得“爽”，遂宣布翻译“大功告成”。然而沙博里暗自偷笑，而且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还不无得意地说，outlaws还有中文“好汉”的意思，通过全书的翻译，英文读者一定相信书名在指“好汉”!沙博里似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用outlaws的双重隐意来暗中进行话语抵抗运动——他同情那些四人帮不喜欢的人物。

　　在《水浒》翻译过程中的这个故事“版本”，非常鲜明地表现了翻译的意识形态策略的斗争。

　　现在转入法律问题。

　　在梁山泊的特定语境中，不论heroes，还是outlaws，都与法律有关。heroes针对的是法律制度，outlaws更是如此。可是，作为能指的两个词，其所指向的实在对象，却是一个——人物群体。换言之，用中文语词来说，既可以用“英雄”来表示某一类反抗法律制度的人物，也可以用“歹徒”来表达某一类违反法律制度的人物。不同意思的语词使用，表现了对特定人物或者特定法律制度的不同立场。尽管，英文里outlaws也有“好汉”的意思——和“英雄”的意思有点滴相通的地方。但颇为重要的是，“英雄”所对应的“反抗”，表达的是对一类制度的否定;而“歹徒”之于“违反”则相反，表达了对一类制度的肯定。

　　在法学里，一个问题始终暗中作祟。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某些语境中，人们总是中性地看待法律，比如在前面的语词使用中，无论“英雄”还是“歹徒”，无论“反抗”还是“违反”，都没有否定法律本身的资格(尽管对法律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态度)，而在某些语境中，人们却仅仅正面地、怀有偏激道德立场地看待法律，比如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中总有“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法，平之如水”…?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法学里常说的实证主义话语和自然法学话语的“过招”现象。实证主义从来都说“法律的存在是一码事，法律的好坏则是另一码事”，因而，在《水浒》的翻译中，“英雄”、“反抗”也好，“歹徒”、“违反”也好，同时都是对法律资格的认定，可以表现出对法律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自然法学尤其是极端的自然法学理论则是相反，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好坏从来都是一码事”，所以，在“英雄”和“反抗”语词的使用过程中，表面上看法律是存在的，实际则不然。否则，英雄就可以反抗“正义的”、“智慧的”、“平之如水”的法律了，这会是奇怪的语言使用，而且至少违反了一些重要的语言游戏规则。

　　但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笔墨官司”已经过时，其启发意义可能已是大打折扣。因为，语言的使用从来都是应景式的，更为要紧的是，语言的使用者，从来都是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语言使用，并不喜欢跳出“自己的立场”，总会认为自己的语言使用是正确的、应当的，尤其针对法律这样的社会建制问题。进而，语言游戏规则也变得是多重的、复杂的，构成了多维曲扭演化的空间。而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话语，都在从“他者的立场”来讨论问题。“他者”的立场表现了知识理解的中立性，并且意在表现这种中立性，展示了知识观察的“外在性”，毕竟，这种立场相信法学知识的寻觅也是知识中立追求的一种。两种话语的这种“他者”潜意识，决定了其不可逃避的“过时”。不论实证主义认为自己怎样有道理，认为自己对法律制度的建设怎样大有裨益，不论自然法学认为自己多么“讲正气”，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多么立意高远，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体，还会采取自己的语言行动策略，标明观点，进行“斗争”，自我伸张，从事征服，进而构筑“法律想象”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过时”的意思。

　　因此，暗中作祟的法学问题，不是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揣摩的那样，是一个“他者”可以争论清楚、论证清楚的问题。这个“暗中作祟”是持续的、生长的，是和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个人眼睛中的鲜活法律场景持续相互作用的，并在相互作用之中凸显个体的利益、嗜好和立场。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个体化的法律话语实践决定了法律生活必定是“反普遍”的?这不一定，因为，谁都可以发现，即使是在我们个体的自我经验中，我们也能发现特定语境中的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某种一致。有时，某个体的确和他者个体分享了共同的法律体验，因而，进入同一条战壕，彼此鼓励、相互支援、一致对外，设定共同的“标靶”。就此而言，如果将法律游戏看作语言游戏的一种，那么，维特根斯坦的断言是不能忽略的：语言游戏是生活，生活是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是有规则的，尽管规则在变化。

　　可个体化的法律话语实践，因其是从自我立场出发的，或者说是从“内在实践立场”出发的，所以，法律游戏规则的变化，又和自我个体的争斗有着联系，是由自我个体的争斗加以催发的。“自我”确定着立场、谋划着策略、设计着方式、运用着权力(福柯式的权力)，从而在一种法律游戏规则中不断注入新鲜原素，也即导致演化出现的新诱因;“自我”总是轻声唱着“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部队已出发…”，将自己的意志及热情诉诸战场。而一种法律游戏规则和自我介入的相互关系，是无法确定的，是无法知识化的，尽管可以小作描述。于是，法学知识的努力总是面对了无法知识化的部分对象。

　　这就是在一个《水浒》翻译的故事版本的中可以发现的问题。

　　在四人帮“想象”梁山泊时代法律的同时，沙博里也在“想象”着。尽管他(她)们都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想象”，虽然我们同样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只要在生活中有着争斗，比如，四人帮那样力图含沙射影的攻击意图(将宋江喻为某某)，之于沙博里那种“春秋”笔法的迂回抵制思虑，人们就会不断地“想象”法律，“砌筑”法律，不论这个法律是什么时代的，并且，为其击鼓，为其呐喊，为其披挂，为其上阵。人们不仅要争论究竟是用“英雄”、“歹徒”、“好汉”还是“反抗”、“抵制”等语词去阐述《水浒》的故事，以及其中的翻译，而且要争论究竟是否用其他语词去阐述去翻译，从而设置不同的法律气氛，制造不同版本的法律故事，包括不同版本的翻译故事，使法律游戏规则变得“既在此时又不在此时”，十分辩证。

　　当然，我们可以自我约束地做个“旅行者”，“克己复‘法’”，走马观花，不卷入上面所说的一切，去客观地描述法律现象，生产普适的法律知识，指出四人帮和沙博里都是不客观的，没有普遍的法律知识储备，从而指出“到底用何种语词来翻译不是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就是我们自己，恐怕都没有办法可以不生活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中。毕竟，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无法自拔头发从而脱离地面的“法律地球”上。

　　如果无法成为法律知识的“旅行者”，那么，就必定是法律知识的“角斗士”——在使用文字的每一刻，包括笔者写下上述文字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