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科学话语遮蔽的“法学范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律公理体系之梦”其实就是法学的“科学性之梦”。追求法律客观性、确定性和一致性之实用目的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在近代发展中所确立的实证性之“科学范式”相遭际，造就了法学的“科学性之梦”。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法律概念之意义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几乎无所不在，而如何保证法官在解释法律和续造法律时具有统一的标准，以符合法治国之基本的理念(法律的确定性、安定性和一致性)，是所有的法学家都必须首先予以关注并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从本性上说，法学作为一门学问，应当“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18]。建构法律公理体系，按照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来完成法学的“科学性”、“实证性”范式转化，不失为近现代以来法学家力图解决“不确定性”难题的一种尝试，也是试图实现“合理化法律分析”(rationalizing　legal　analysis，　罗伯托•昂格尔语)众多努力之一。

　　但这也是被近代以来渐成强势的“科学-技术理性”话语所宰制的一种“理性化”努力，一种“科学殖民”的过程，是“科学”的方法论将“实践知识”的古老方法论驱逐出法学论辩与写作的过程，也是法学对自然科学之话语权力的主动归依。这样一种话语归依，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学家们经年形成的“内部观点”之惯习主义传统相牴牾。它采取了“法学外的法学”之“外观的立场”，模仿自然科学探求数学化的、经验主义的、可验证的实证客体，并且通过观察、比较、实验、分析和归类过程对法律进行“科学研究”。或者说，这种标榜“科学性的法学”以后验的(a　posteriori)方法取代先验的(a　priori)方法，象物理学那样把法律当作一个物质的实体——实际的法(actual　law)或实在法(positive　law)，用可以度量、权衡轻重和精确计算的方式来研究和分析。如此建构的法学(可以名曰“法律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有的科学之“控制的动机”，正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动机是通过认识自然来控制自然，社会科学发展的动机是根据科学规律来控制社会一样，法律科学兴起的动力则是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尤其是立法行为、司法行为，当然对违法行为的控制也是其研究的任务)，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恒常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不受它所制约的生活和关系的影响(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即持此种观点)。很显然，这种“法律科学”的理论旨趣及其对法律的理论想象与所谓的“法则科学”(Gesetzeswissenschaft,　nomological　science)之旨趣和想象并无二致。

　　我们在此处实际上身陷于法学性质的宏大问题场域之中，对我们而言，被“科学话语”遮蔽的“法学”的学科形象似乎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

　　1)什么是法学之“学”?应当说，法学之“学”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概念。我们可以在不同意义层次上使用法学之“学”一词：首先，它可能是指(哲学)“学问”(Philosophie,　philosophy)，即对法律之根本原理的哲学追问;其次，它是指(理论)“学术”(Theorie,　theory)，即对法律本身的实存结构(原则、规则等)所做的理论分析(规范研究);再次，它可能是指(实证)“科学”(Wissenschaft,　science)，即按照自然科学标准对法律的结构、功能等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最后，它也可能是指“技术之学”，即将法律作为一门实用的技艺(技术,　Technik,　craft)来加以研究[19]。那么，法学到底是指其中哪一种意义层次上研究活动的名称?这里恐怕难以简单作答。在当今的知识分类体系中，我们同样不容易为法学学科找到确切的位置：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精神科学)这三种基本的知识形态中，法学应属哪一种知识形态?这似乎也是不可以一言一蔽之的。也许，我们过分纠缠于词语的辨析，而忽略了我们所要探究的真正问题。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学能不能当作自然科学来加以研究?法学是一门(自然或社会)“科学”吗?依照德国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Henrich　Rickert，1863—1936)的观点，自然和文化是俨然有别的：“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20]因此，文化现象只能根据它们固有的目的、而不是从(自然)原因出发来加以确定，它包括了宗教、法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科学的一切对象[21]。正如科学规范、道德规范和艺术规范一样，法律规范也是文化法则(Kulturgesetze，文化规律)，而不是自然法则(规律)，前者包含应然，后者包含必然(Müssen)。还可以进一步说，自然科学提供普遍的(自然)“法则”，文化科学通过描述在历史中铸造的具体的“形态”(Gestalte)而具有“个别记述的”(idiograpisch)性质：前者为(自然)法则科学，后者为(历史)事象科学(Ereigniswissenschaften);前者是“说明的”科学，后者是“理解的”科学或诠释(解释)科学(die　hermeneutischen　Wissenschaften)。[22]从这些对立的范畴之对比可以看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法律现象不是不可能，而是如何界定其研究的性质。反过来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将法律的自然科学研究称为“法学研究”。正因为如此，李凯尔特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或普遍化的方法去处理文化事件。虽然，这样的处理是可能的，甚至也许是必需的，因为任何一种现实都是可以用普遍化的方法去理解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处理的结果将是这样：再一次用歌德的话来说，它把那种‘只有分离开来才具有生命’的东西‘生搬硬套地凑成一种僵死的普遍性’。因此，用自然科学概念来表现文化生活，这种作法虽然可能有其正当理由，但仅仅用这种方法是不够的。”[23]

　　2)法学研究的目的为何?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的目的就是真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拥有真理，但是，科学研究使我们逐步接近真理。作为科学的目的，真理是理论真理，是最深刻、最精彩、最普遍的说明[24]。它建立在3个基本的预设基础上，即：(1)心灵的同一性。所有的个人心灵都是同一的，至少其理性部分是同一的;(2)意义的同一性。每一个词语对于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不变的意义;(3)实在之为真理的标准。所有的个人面对同一个实在，真理就是认识与实在相符合[25]。这一目的之说明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也许是真实的，但对于法学则不一定适用。首先，法学不是“说明的”科学，其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说明”实在;其次，(上已述及)法律词语“对于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不变的意义”这个假设难以成立;第三，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法律之中有没有“真理”，因为我们不清楚法学陈述与之相符合的“实在”所指什么，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有待讨论澄清的问题。我们同意这样的见解：法学作为“理解的”科学或诠释(解释)科学，其“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规范为主要任务”，质言之，其主要想探讨规范的“意义”。它关切的是实在法的规范效力、规范的意义内容，以及法院判决中包含的裁判准则[26]。职是之故，爱德华•拉宾教授说：“法律学者把法律作为一套被人们设计为一种意义体系的规范性述说(normative　statements)来加以研究。……他们考察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意义。”[27]在这里，法学作为科学活动与其说是认识和揭示真理，不如说是追求“理解”，即通过解释、论证、论辩(对话)等方式合理地解决人们在法律认识上的意见分歧和观点冲突，达成具有主体间性的、可普遍接受的“共识”，直至建构一套公认的、系统化的法律知识体系，并由此而形成法学的“知识共同体”。这种认识和传授知识的活动，当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以自然科学理论旨趣建构的社会科学。

　　3)有没有“法学范式”?科学哲学家库恩(T.　Kuhn)在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科学研究的“范式”(paradigms)概念。他认为：多数科学家在多数时候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从事解决具体疑难问题的活动。这样的理论框架叫做“范式”，它是一个时期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实践的前提，是该共同体一致信从的基本理论、信念、方法、标准等构成的集合。范式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叫做常规科学[28]。既然法学不等于自然科学，也难以在现有的基本知识形态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那么法学似乎就是游离于其他学术或科学之外的。人们很容易提出下面的疑问：法学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建构活动，它有没有自己的范式?这些范式是什么?对上面的问题应当这样来看：假如不是绝对限定“范式”使用的语境，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法学同样有自己的“范式”，这些范式就是法律共同体(法学研究者、律师、法官等)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积淀而成并通过职业教育传授的基本法律理论、法律信念、法律方法以及规范标准等等。法学范式是伴随着职业法律家阶层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它并非完全由所谓法学理论家所创造，也并非仅由法学理论家予以信奉和遵守，而是由整个法律人(lawyer，法学教授也属于法律人的一种，称为“academic　lawyer”)共同体共同创造并加以遵从的。此外，法学范式总是与法律范式(paradigms　of　law，Paradigmen　des　Rechts)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候法律范式就是法学范式，而法学范式也会影响法律范式的形成和变化。按照德国当代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说法，像“社会理想”、“社会模式”、“社会图像”、“理论”这样的表述是表示一个社会时代的范式性法律观的公认说法。它们的含义都是人们对自己社会形成的一些默认图景，它们为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提供视角，为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联合体这个规划提供导向。法律范式可以作为“一种未成议题的背景知识的方式起作用”，支配着所有行动者(公民、当事人、立法者、法官和行政者)的意识。它首先在法院的典型性判决中发现的，并且通常等同于法官默认的社会图景[29]。所以，离开法律共同体，离开法律范式，我们就无从理解所谓“法学范式”。无论法律范式还是法学范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历史上也经常会发生从某个法律范式或法学范式向另一个法律范式或法学范式的转变，我们也可以将这种转变笼统地称为“法律革命”或“法学革命”。

　　4)法学能否脱离评价?法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可能还在于它研究的是一种价值性事实(werthafte　Tatsache)，即具有其“价值相关性”(Wertbezogenheit)的文化事实[30]。在李凯尔特看来，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决定性标准，自然本身是肯定不包含价值的，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而文化产物必定是具有价值的，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否则，“撇开文化现象所固有的价值，每个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与自然有联系，而且甚至必然被看作是自然。”[31]他认为，价值决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Geltung)，而不在于它的实际的事实性(Tatsaechlichkeit)。但是，价值是与现实联系着的：“首先，价值能够附着于对象之上，并由此使对象变为财富;其次，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32]所以，“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33]作为研究文化事实和现象的法学，自然也离不开价值的观点及评价行为。正如施蒂希•约根森(Stig　Joergensen)指出，法学及司法裁判的特色正在于：它们“几乎完全是在处理评价的事”[34]。拉伦茨也认为，要“理解”法规范就必须发掘其中所包含的评价及该评价的作用范围。法学主要关切的不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毋宁是一些可以理解而且有信服力的思想步骤。不管是在实践(法律适用)的领域，还是在理论(“教义学”)的范围，法学涉及的主要是“价值导向的”(wertorientiert)思考方式[35]。诚如有学者断言，“评价法学”(Wertungsjurisprudenz,　evaluative　jurisprudence)才是法学之正统，它是“内在观点之法学”[36]。“评价法学”所主张的理论，所信奉的信念，所使用的方法，思考的方式和解释的规准，至今仍属于通行的“法学范式”。尽管通过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所获得的结论之可靠性、精确性，绝不可能达到像数学上的证明及精确的测量那样的程度，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法学是一门学问，“一种为获得知识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37]。